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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味唱衰美国,甚至觉得中国很快就能把美国取而代之,这种想法到底靠不靠谱?
郑永年早就把话撂下了:这是十足的“害国主义”。
话说得这么重,难道他是在替美国说好话?
想弄明白这句话,不妨先看看最近美国发生的两件怪事。
一件让人直摇头,一件又让人不得不服气。
美国到底是强是弱,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两件事里。
近期的美国,把一种近乎魔幻的割裂感摆在了世人面前。
一边,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全国空管系统在一次例行维护中崩溃,全美航班停飞数小时,上万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。
大量旅客滞留机场,进退两难,连锁反应持续数日仍未完全消退。
另一边,SpaceX的星舰飞船从轨道返回,被发射塔的“筷子”机械臂稳稳接住,人类在完全可重复使用航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。
舆论场也随之分成两派,一派断言美国即将衰落,另一派坚称美国依然强大,双方各执一词,争论不休。
说它强,它的民航基础设施陈旧落后,堪比第三世界;
说它弱,它的顶尖航天技术又领跑全球。
有评论者指出,这种割裂并非偶然,而是美国这套体制运行至今的必然结果。
在这位评论者看来,问题不在于美国没有能力做好基础民生,而在于从资本到政客,没有谁愿意在不赚钱、不出政绩的领域下功夫。
星舰的成功是私营科技产业和风险投资体系的胜利,空管系统的失灵则是公共治理和基建投入体系的失败。
两件事在同一个国家里并行不悖,而且早已不是一朝一夕。
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十年,美国还能依靠增长红利兼顾两头:私人资本赚得到钱,公共部门也修得起公路、建得起学校。
随着产业外迁、增长见顶,这种平衡难以为继,资源开始向回报最高的一端集中,其余领域只能听天由命。
资本为何涌向航天领域?
核心在于一个“利”字。
星舰的商业逻辑非常清晰:发射成本一旦降下来,星链组网就能赚取全球市场的收益;
登月和火星任务有NASA的长期订单作支撑,后面还有太空旅游、在轨制造等广阔的想象空间。
这是一个能讲上十年、二十年的增长故事,资本愿意投入重金,政客愿意给予政策支持,因为利润和霸权红利都清晰可见。
空管系统则完全不同,它是典型的兜底型基础设施,做好了被视为理所应当,无人称赞,一旦出错就骂声一片。
空管系统不产生直接利润,既无法给资本讲增长故事,也无法为政客带来亮眼的政绩。
国会审批预算时,航天和军工项目始终排在前面,空管升级只能一点一点地修修补补。
旧系统勉强还能运转,真出了事,就把责任推给前任和承包商了事。
由此可见,美国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,而是没有人愿意出这笔钱、担这份责任。
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,最直观的差别体现在速度上。
SpaceX研发星舰,十几年间从无到有,每炸一次就改进一次,迭代速度之快令人惊叹。
私营企业以结果为导向,只要能成功,流程可以简化,失败可以包容,也舍得用高薪招揽人才,一切都为最快落地服务。
公共部门则以责任为导向,只要不担责任,慢一点、旧一点都无关紧要,但流程必须走全,责任必须撇清。
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:一家私营企业能把人类航天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,一个联邦部门却连一套空管系统都维护不好。
过去人们称美国为超级大国,指的是它在基建、科技、民生、军事等方面全方位领先。
如今的美国更像一名严重偏科的选手。
在与霸权、军事、尖端科技和资本利润相关的领域,它依然强得惊人,甚至还在加速;
而在与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领域,却在持续退化。
在这套体系中,没有任何一股力量有动力把后者做好:资本没有兴趣,政客没有耐心,官僚没有担当。
问题长期积累下来,所有人也就渐渐习以为常。
这种割裂真正的代价,并不只是少飞几趟航班,而是社会共识的瓦解。
普通民众很难感受到尖端科技带来的红利,却能真切体会到基础设施的破败和生活质量的下滑。
国家的科技实力再强,如果惠及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,只会加剧内部的撕裂。
星舰能飞向太空,空管却守不住地面。
一个国家向前跑的那部分跑得越快,被甩在后面的那部分就越痛。
这正是这场割裂背后最令人深思的地方。
看完这两件事,再回头琢磨郑永年那句话,味道就出来了。
空管崩了,有人拍手叫好,说美国不行了;
星舰被接住,又有人吓得够呛,说中国追不上。
两种情绪来回切换,偏偏都没看清美国真实的样子,郑永年反复提醒的正是这个毛病。
他在《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》里说得很直白:一味唱衰美国,还觉得中国很快能取而代之,这种观点荒谬得很,对国家、对老百姓都没好处,就是“害国主义”。
这话听着刺耳,可放到今天的舆论场里,句句都戳在痛处上。
网上那套“美国要完”的说法,大家早就听腻了。
哪里出了枪击案,哪里工人上街罢工,立马有人跳出来说美国大限已到。
可在美国人眼里,这些事就跟出门买菜差不多,早就见怪不怪。
拿这些当衰落的铁证,多少有点自己哄自己开心。
郑永年说过一句挺扎心的话:总有人想帮美国人读懂中国,可中国人自己更该读懂美国。
眼下不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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